我自小就是在他的身边长大的，小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归侨，西迁教授，致公党党员。小时候我自然不太明白这三个词背后的深意，但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我对这三个词的理解，因为正是这三个词印证了我的外公那赤胆忠诚的爱国情怀，胸怀大局无私奉献的西迁精神，以及致力为公侨海报国的使命感。

外公苗永淼于1924年11月7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幼时便接受了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随着年岁渐长，自我思想意识的萌芽和发展，他开始不满旧社会教育的束缚，向往新学。恰逢叔父留学归来送给他一本英文词典，苗永淼爱不释手，埋头钻研起来。但父亲长期受传统文化的浸淫，潜意识里仍然希望自家孩子像父辈一样，进厂实干，走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的道路，而不是摆弄这些众人听不懂的洋玩意儿。英文字典不能明目张胆的拿出来，苗永淼只能躲在角落，偷偷自学。有一次，厂里新进一批设备，当时设备英文说明书无一人能看懂，怎么操作也就无从谈起。苗永淼却准确的翻译了出来。这次偶然的机会，更加坚定了苗永淼学习外语的信心。此后人生，他陆续学习并熟练掌握了德文、法文、俄文。而外语的学习，也助力他在学术上走得更高远。1944年，苗永淼入读北京辅仁大学数学系，抗战胜利后，自行考入北洋大学机械系二年级插班学习。1947年，苗永淼赴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机械工程系留学，并于1949年毕业获得学士学位，此后进入伊利诺伊大学机械系继续深造，于1950年获得硕士学位，1953年初获得博士学位。1953年任International Harvests公司工程师；1954年1月至1955年6月任N.Y.公司实验室主任，并获美国居留权。

博士毕业时，他跟当时绝大多数留美中国学生们一样，都是怀着满腔的热情，想尽快回到祖国，为建设新中国出一份力。但此时的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共产党人实行全面追查,引起了全美范围的反共热潮，并在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歇斯底里般的狂热。当时中国留学生要想离开美国要交五万美金罚金并处以两年监禁，而我外公告诉我，当时美国政府却寄给他一封信，里面就夹着绿卡，将美国的长期居留权拱手相送。面对美国政府的软硬兼施，外公和很多留学生们一样没有选择屈服，并积极投身于起诉美国政府扣押中国留学生不让回国的斗争中去。后来中国政府通过多方斡旋，直到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的不懈努力之下——包括以11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飞行员作为交换，使我的外公和钱学森等一大批留美学生和科学家们一起登上了返回祖国的轮船。

“船舶菲律宾，气炎蒸桅林。跷跂观故里，谈吐笑伊邻。朋比开愁颜，妻儿待归音。共负中兴业，力薄一份情。”这是我外公在1955年6月回国途中，轮船停靠在菲律宾港时即兴做的一首诗。从诗中可以明显的看出当时我的外公在即将要踏上阔别已久的祖国时，那难以掩盖的激动喜悦之情，以及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一份绵薄之力的亟亟之情。

回国之后外公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被教育部分配到上海的交通大学工作，是当时整个学校里四位留美博士之一，被聘为最年轻的副教授。1956年在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他在交通大学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透平压缩机专业，弥补了我国动力机械领域此专业的空白，是这一“国之重器”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而透平压缩机作为一种工业装备，它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天然气管线、冶炼、制冷和矿山通风等诸多重要部门，在诸如大型化肥、大型乙烯等工艺装置中，透平压缩机所需投资大，能耗大，其性能的高低直接影响生产的经济效益，是工业生产领域的重要心脏设备，关乎到国民工业生产总值。

外公将自己在美国所学到的相关专业知识和全部精力和热情投入到这个学科和专业的建设中去，对自己的个人得失毫不在意。即使在来交通大学前，教育部的工作人员就告诉过他，交通大学可能不久将要西迁，而我外公的回答是:学校在哪里，我就到哪里。而在1957年交大开始西迁西安时，当时的彭康校长曾对他说，国家有政策，只要你不愿意去西安，可以留在上海工作，而我外公说，同事们都去了，学生们都去了，我也一定要去！

1956年7月和8月，满载交大师生和员工的专列由上海驶往西安。1957年时，全校大部分专业及师生已经搬迁至西安，师生们在四周都被田野包围的简陋校舍中迅速开展起教学和科研工作，扎根于黄土地上，开始了艰苦奋斗。之后我的外婆也登上了西迁的列车。而我的母亲-苗凌正是因为外婆在经历了西迁列车的长途颠簸后于1957年10月在西安出生，早产了三个月。可以说她是第一批西迁交大子弟，而她后来也加入了中国致公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致公党党员。

外公由上海西迁至西安后，就立刻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之中。当时他负责西安新的实验室建设，便向彭康校长提出需要一台大功率电机，按照那时的国情要获得一台大功率电机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后来经过和彭校长一起努力，时任国家教育部部长杨秀峰给交大特批了这台电机，新实验台就因此顺利的运转了起来。而对于他自己，平时生活里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都不重要。原西安交通大学蒋德明校长曾在交大校报上发表过一篇怀念我外公的文章，上面这样写到“接着闪过脑海的是一位具有独特个性，骑着一辆全交大最破烂、也从不上锁自行车上下班的留美归国知名教授的身影。”这也正是我小时候印象中外公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一一在目。

外公后来于1980年评为西安交通大学教授；1981年获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直到1999年退休后继续关心学科的发展规划和建设。他对社会最主要的贡献是在试制的我国第一套自主设计、自主建设、自主安装和自主开车的年产30万吨化肥的五大机组任务中，他组织完成了这一重大工程中叶轮三元流设计、气动计算、性能试验、强度计算、超速试验及叶轮焊接技术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创造性地解决了多学科交叉的科学难题及工程技术问题，在国内均属首次。该系列机组后来在上海吴泾化工厂运转成功，满足了国内化工以及农业领域重大需求，解决了当时很多“卡脖子”的技术难题，人民日报专题报道了这一重大研究成果，该项工作获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奖，在中国重器的发展历程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记。

后来在2016年4月，正值西安交通大学流体机械及工程学科成立60周年之际，为弘扬苗永淼先生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献身科学技术的崇高精神，在西安交通大学基金会、社会知名企业以及校友们的共同协助下建立了“苗永淼教育基金”，重点奖励在研究成果突出、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能源动力领域特别是流体机械及工程学科的学子们。这不仅是对优秀学子们的一种鼓励，更是对外公“敢为人先，追求卓越”这种宝贵精神的传承和发扬。

外公不仅在他的学术领域不断耕耘，取得了斐然的科学成就，并培养了大量流体机械领域的一流人才，同时他作为归国华侨中的一员，时刻坚守侨海报国的信念。随着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西安市归侨、侨眷和与海外有联系的代表人士逐年增多，此前，中国致公党在西安并没有成立组织，直到1985年6月，致公党中央派人来西安考察建立组织的条件，作为归国华侨中的一员，本着侨海报国的信念，外公积极申请入党，7月，致公党中央批准苗永淼等16名具有侨海特色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成为西安市首批致公党党员，与此同时在中共西安市委及市委统战部的帮助下，致公党西安市工作委员会迅速成立，外公任主任委员，历任第一届委员会主委，第二、三届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致公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七至九届西安市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六至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自从担任西安市政协委员，致公党西安市工作委员会主任和致公党西安市委会第一届主任委员以来，外公积极投身于致公党的事业中，为致公党西安市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不辞辛苦、呕心沥血。任职期间，外公在工委的各项工作和活动中，积极执行本党中央制定的各项任务，坚持原则，发扬民主，经常听取工委委员及同志的意见和建议，使工委在党务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发挥党的诤友的作用。在工委机关干部编制少，经费和交通工具都很困难的条件下，依靠党的领导，在市委统战部的帮助下，克服困难开展工委工作，他坚持参加一月一次的工委委员例会和每月一次的组织生活会，配合形势任务，组织成员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进行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

除认真完成其本职工作以外，外公还积极参加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召集的各种会议和各项活动，发表意见提出合理化建议。1986年他曾与另外三名政协委员在市政协七届五次会议上提出了改革侨务工作体制的提案，强调侨务工作不能仅限于一般会议上，建议调动广大归侨侨眷和侨属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海外关系的有利条件，为祖国建设引进外资外援，多做实事，开创侨务工作新局面。1988年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提出有关参政议政、发展教育、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等多项建议。

由于留学经历以及学界成就，外公在国内外科技学术界的同学、朋友很多，并且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力，他便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发展成员，吸收一批业界有代表性的归侨、侨眷、侨属，壮大党员人才队伍，扩大致公党在社会上的影响，在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时，广交国际名流学者，对外积极宣传致公党，适时向外籍华人宣传党的开放、改革政策，洽商为我国培养和引进人才；接待海外回国观光旅游的海外洪门团体，介绍我市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有力配合了党的海外联谊工作。作为致公党西安工委旗帜性人物，他带领党员开展社会服务，充分发挥党员个人专业技能，面向大众，服务社会，诸如科技指导，法律救助、扶贫帮困、发起捐赠等活动，不仅提高了西安致公党的社会知名度，还赢得了广泛赞誉。